他是院士，也是大医国士；是战士，也是勇士！他没有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自己与所热爱的中医药一道上了“热搜”，成为“网红”。

2022年10月16日，作为二十大代表的他满怀喜悦与幸福，拾级而上，步入人民大会堂，再次受到人们的关注。

张伯礼，头发灰白，谦和睿智，亲切儒雅。“能够当选党的二十大代表，我感到无上光荣，我要把党和人民对我的信任化作一种力量，更加努力工作，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为中医药事业，继续奋斗，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最喜欢被称“张老师”

这位老党员，深爱着生于斯长于斯的国家，深爱着毕生从事的中医药事业，深爱着倾尽心血也要救治的人民。忙碌是他的生活主调，接受采访也得“见缝插针”。听他“絮叨”，既像听邻家爷爷讲故事，又像听学堂先生谈经书。

何梁何利基金奖、吴阶平医学奖、全国中医药杰出贡献奖、树兰医学奖、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面对诸多荣誉，张伯礼淡淡地说：“我最喜欢被称‘张老师’！这些年，党和国家给予我许多荣誉，我是代中医人受誉，这些荣誉的背后是3000多年中医学的积累，是无数中医同道奋战的经验、付出，甚至牺牲。”

1979年，在中医药领域刻苦钻研多年的张伯礼顺利考上天津中医学院（天津中医药大学的前身）的首届研究生。那时的学习条件十分艰苦，但老师们不讲条件，不计报酬，兢兢业业地为培养学生付出自己的心智。正是在这种潜移默化的熏陶下，1982年毕业后，张伯礼决心留校，成为一名传承中医药学的教师。从被人称“张老师”的那天起，教师的使命便在他的心中刻下烙印。他的课一般都安排在晚上，既不耽误自己的工作，也不影响学生的课程。晚上不吃晚餐是常事，有时身体吃不消，他就吃几块巧克力，再喝上一杯热茶，继续讲课。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张伯礼就孜孜以求地开展中医药现代化研究：他开拓了舌象色度学和舌底诊、血管性痴呆系统研究，制定了分型标准；明确了中风动态演变规律，建立了综合治疗方案；创立了脑脊液药理学方法，揭示中药对神经细胞保护作用机制。进入21世纪，他又将目光投向中药方剂的关键科学问题研究，带领科研团队建立了中药重要组分库，以及包括化学信息、活性毒性信息及成药性研究的检索系统。

人民英雄、院士、（名誉）校长、中医、教师……在诸多头衔中，张伯礼最看重的是教师身份。“老师是要传道授业解惑的，作为老师要以身作则，必须是正人君子，学生才服你。我一直在努力做一名合格的老师。”采访时，有的学生称张伯礼是“精神的榜样”，有的喊他“校长爷爷”，有的说“敬畏他，每次看到他就像被打了鸡血一样，有干劲”。

“我最大的收获是教学相长，可以培养后学，壮大我们的队伍，在教学中享受很多乐趣。”张伯礼在接受采访时说，很多思路在平常不清晰，但在给学生讲课的时候经常会迸出思想的火花。“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事业是无限的。我喜欢这项事业，就会努力去干，越干越有奔头。追求未知的解决，在解决过程中又出现新的问题，再不断去解决它。这个过程的乐趣是局外人体会不到的。”

每年毕业季，是张伯礼最幸福也最辛苦的时刻。在毕业典礼上，作为曾经一校之长的他会亲自给近3000名毕业生授予学位，并逐个握手合影。他动情地说：“人生有些节点是不能忽略的，我虽然累一些，但学生们会记住这一刻。我希望更多中医药人才从这里出发，学有所成，成为让患者满意的好大夫。”张伯礼满含爱的目光，送走一批又一批本、硕、博毕业生，用这一仪式感向莘莘学子传递着“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理念，期待着这些后来者能够服务患者，造福人类，把中医药做得更大更强。

这辈子注定与武汉肝胆相照

2020年1月23日，武汉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封城。随之，各大城市陆续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全国局势骤然紧张。这一天，张伯礼在天津出席新闻发布会，提出“中医药可发挥作用”。1月25日，农历大年初一，中央紧急成立疫情防控工作指导组，张伯礼名列其中。1月26日深夜11时，正在天津忙于指导疫情防控的张伯礼接到了指导组急召驰援武汉的通知。1月27日凌晨4时，张伯礼只身一人赶赴首都机场集合地点。此刻，清冷的月光下，望着窗外熟悉的家园，这位古稀老人写下了《菩萨蛮·战冠厄》：“疫情蔓延举国焦，初二星夜奉国诏。晓飞江城疾，疫茫伴心悌。隔离防胜治，中西互补施。冠魔休猖獗，众志可摧灭。”

很快，他作为中医医疗救治专家随中央指导组乘机抵达武汉。接受采访时，他声音哽咽：“疫情严重，国难当头。这份信任是无价的，我绝对不能推辞。我必须要去，而且还要战斗好！如果不去，这辈子都会后悔！”在他看来，这是给了中医一个展示的机会、一个证明中医治疗疫病的机会，就应该“医”无反顾。

这是又一次肩负使命的出征！2003年，非典肆虐。“国有大疫时，医生即战士。宁负自己，不负人民！”这是张伯礼抗击非典时的誓言。当时，他主动请缨组建中医医疗队，筹建了全国第一个中医红区，担任天津中医治疗SARS总指挥。他深入一线，开展SARS中医证候的流行病学调查，根据临床经验编辑了国内第一册10万字的《非典专辑》，印刷数万册。他所总结的非典发病特点，中医药在控制病情恶化、稳定血氧饱和度等方面的经验，均被世界卫生组织编制的《SARS中医药治疗指南》收录，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赞扬，并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SARS是场特殊的严峻考验，它考验着中医药治疗疫病的能力。”十几年前，他率队战非典，取得了实战经验。这一次，他渴望早期介入，让中医药疗法更快地派上用场，阻断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于是，他再次逆向而行、披荆斩棘。

刚到武汉的情景令人惊心。“发热门诊拥挤不堪，医院不堪重负，各种症状的患者快把医院挤爆了，一床难求。看病要排几个小时，并且有病的、没病的、输液的、等着确诊的都混在一起，互相交叉感染太厉害，一时有不知从哪下手的感觉。”张伯礼深入定点医院、社区，给病人看舌相、把脉，综合会诊，第一时间实地了解病情。在没有特效药的情况下，张伯礼提出对“四类人群”（确诊、发热、疑似、留观）采取分类管理、集中隔离；对集中隔离的疑似、发热患者采用“中药漫灌”的治疗方法，给予以治湿毒疫为主要功效的中药袋装汤剂，“相同病因、相似症状，对大量患者只能用通治方药普遍服用”。这些兼具针对性与操作性的建议，成为全国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决策。

非典时的抗疫经验，极大地提高了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反应速度和反应机制，“非典时，中医药后半程介入；这次从中央到各级部门更强调中医药的作用，中医药从参与者变成和西医并肩战斗的主力军”。他表示，中医抗疫有3000多年的历史，有记载的大疫共有500余次。祖先总结了很多经验，研制了很多药。“我们上前线前，知识在脑子里。”西医关注病毒，中医关注证候、辨证论治。

大疫出良药。新冠肺炎的治疗无章可循，临床上更是没有特效药物可用，面对成千上万的患者，张伯礼率领的中医团队“压力山大”。于是，张伯礼对800例新冠肺炎确诊患者进行证候学调查分析，为中医辨证论治提供了科学指导。他们和中医同道筛选出的金花清感颗粒、连花清瘟胶囊、血必净注射液、清肺排毒汤、化湿败毒方、宣肺败毒方“三药三方”，因疗效明显，被编入国家版诊疗方案。还有其他一批口服药物和注射剂也同时被纳入了临床研究。张伯礼说：“《伤寒论》《瘟疫论》就是治疗传染病的经验集成，历久弥新，方药至今仍然非常有效。”

2月15日凌晨，连日的奔波劳碌让这位72岁的老人腹痛难忍，倒在了武汉抗疫一线。“当疼痛集中在胆囊区时，我判断可能是胆囊炎发作了。”2月16日，经检查，他的胆囊已经化脓，胆管结石嵌顿坏疽，中央指导组的领导强令他住院治疗。张伯礼希望保守治疗，但负责治疗的专家态度坚决：“不能再拖了，必须马上手术！”这时，张伯礼“恨自己关键时刻掉链子，最需要自己的时候却老病复发”。

2月19日凌晨，微创胆囊摘除手术进行。手术前，按惯例要征求家属意见，张伯礼说：“不要告诉家人，我自己签字吧！再过两天，就是老伴儿的生日。我万一……”

住院期间，张伯礼写过一首诗：“抗疫战犹酣，身恙保守难。肝胆相照真，割胆留决断。”他风趣地说，“我这回把胆留在了武汉，看来这辈子注定与武汉肝胆相照了。”他还笑着调侃：“中医把胆叫‘胆腑’。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焉’。胆虽然没了，但决断的勇气不能少。”于是，有人称他为“无胆英雄”，而武汉市民称他“武胆英雄”，认为他就是武汉战胜新冠肺炎疫情的“胆量”。对外界的赞誉，张伯礼表示，“我是平常人，干的也是平常的事，称不上英雄。”

病毒没有国界，疫情是人类共同的敌人。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许多国家开始借鉴中国经验，其中中医药成为中国抗疫方案的亮点。新冠肺炎疫情中，世界对中医药的认知度得到了很大提升。张伯礼说，中医药走向世界，一定是世界有需求。“我愿意给，他愿意要，这样才行得通，强行‘出国’是不行的。中医药不单治病，它还能防病。只要是好东西，我们就愿意分享。现在西方人不理解中医药，以后慢慢会理解，等他们理解了我们再‘走出去’，现在不要着急。先练好内功，到了合适的时候就可以走向世界。”

疫情期间，张伯礼带着科研团队，以科技力量为指引，依靠大数据大规模开展中医证候学研究，快速进行药物筛选和新药研发，大大提升了临床辨证的精准度，为中医药临床辨证治疗指明了方向。他们还研制出国际上第一个针对新冠肺炎临床疗效评价的“金指标”——新冠肺炎临床试验核心指标集（COS-COVID）。繁重的工作之余，张伯礼向国际各组织机构、国家分享交流中医药抗疫经验，推动了中医药方案在国外临床的使用观察和疗效验证。

二十大召开期间，张伯礼动情地说：“我是一名有着3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无论是在普通的诊室、实验室还是在曾经的方舱、‘红区’，我一直牢记自己身为医者的初心和使命——宁负自己，不负人民。甘于奉献，大爱无疆。”

道德情操和爱心更重要

从医半个多世纪，张伯礼一直没有离开过临床，担任领导岗位之后身兼数职、工作繁忙的他也坚持每周3个半天门诊，每次门诊30人。

“他看病很认真，考虑问题细心周到，心里装着患者。”“完全没有架子，对我们非常好。”“我来这儿不光是看病，还跟着张院士学做人。这五六年，每次来，他除了给我调整处方，还宽慰我。患者再多，他也会耐心地看完所有病人。有一次一直看到晚上9点，他依然不急不躁，像对待自己亲人一样有耐心。”这些都是患者对他的评价。

张伯礼经常告诉学生，不仅要学习精湛的医术，还要树立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的宗旨。他的许多学生从他身上切身感受到了医者该怎样对待病人，也懂得了什么样的医生才能得到患者的信赖。一次，他带着两个学生赶往西安参加学术会议，原本想会议结束飞返天津，没想到机票抢不到。这下，张伯礼急了：还有好多病人在等着我！张伯礼果断决定乘当天的火车往回赶。列车上极拥挤，年长的他淡淡一笑：“没什么大碍，过一会儿就好了。”次日一下火车，他就急匆匆赶回医院，走进诊室……

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的张伯礼，对教育事业忠诚热爱，用人格力量和人格魅力影响和带动学生。他孜孜不倦、严谨笃学，不断充实、拓展、提高自己，积淀了广博的知识和宽阔的视野，培养了大批医德高尚、医术精湛、医技高超的中医药人才。他充满大爱，爱教育、爱岗位、爱学生，用真情、真心、真诚拉近同学生的距离，滋润学生的心田，成为学生的好朋友和贴心人。

张伯礼对学生总是“宽严相济”。学生病了，他买鸡蛋送去；冬天学生穿得单薄，他把自己的衣服给学生穿；学生家庭经济困难，他悄悄为学生交学费……他对学生一向要求严格。博士生黄明说，每次向老师提交论文都很紧张，因为张老师对待学术非常严谨，退回来的文章经常被批注得密密麻麻。张伯礼的办公室内到处堆着书和学术期刊，他关注了国际最前沿学术期刊的微信公众号。“老师无论多忙，始终坚持学习。”黄明说：“他经常勉励我们，学习是一生的习惯，要开阔眼界、保持敏感、跟踪前沿，才能少走弯路，才能把最新的成果用到患者身上。”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张伯礼同样殷切期盼中医药大学的老师成为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老师，并寄语老师，“秉持严谨治学，注重诚信、勇担责任的优良教风，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守得住底线，立志做大学问，做真学问，成为塑造学生品格、品行、品位的‘大先生’”。

年已高龄，皓首前行，张伯礼依然像年轻时一样精力旺盛，有干不完的事、使不完的劲儿：“我羡慕今天的青年，他们赶上了最好的时代，拥有最好的际遇，会创造无限的可能。”

在许多人眼里，张伯礼是一个“老天真”，风趣豁达，生活中的他喜欢霍尊的《卷珠帘》。他说，音乐，是没有草木根的一味良药，是大脑的安慰剂！

张伯礼的头衔有很多，但少有人知道他的另一个身份——诗人。闲暇时，他常常填词作诗，“实际上我根本不会写诗，写的只是顺口溜，不过我写的都是有感而发、真情实感。有些想法不一定能直白表达出来，通过诗可以含蓄表达，这有利于思考，有效防止痴呆。有时有一种写诗的冲动，似乎不写一首诗不足以表达我当时的心情”。天津中医药大学附属保康医院教授、天津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院长郭义回忆，多年前的一个暑期，他跟着张院士去日本访问，凌晨1时多与日本一所大学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凌晨4时张院士给他们打电话说海上日出很漂亮——当大家揉着睡眼到达时，张院士已经写下了一首诗：“海天生红霞，天海耀光虹。东瀛鸟羽眺，际线日促升。彩云艳潾满，朝阳映波明。一天好气象，万物复苏甦。”这首诗描写了他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后看见美景时的好心情。2020年在武汉抗疫一线，张伯礼有感而发，写下十几首诗词，有时候灵感来了，来不及找纸笔，他就赶紧写在手上。他最崇拜的诗人是唐代的杜甫和现代诗词大家叶嘉莹。

张伯礼是医生、教师、科研工作者，也是大学管理者，还承担着众多团体、项目的管理。生活中，他低调得就像他的微信名“老张”一样。“别人喊我‘老张’，我感到特别亲切。”

“我的人生格言是做患者可以托付生命的人！”张伯礼把“贤以弘德，术以辅仁”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心怀“继承发展祖国传统医药、为人民群众的健康服务”的坚定信念，这使他以惊人的毅力勇攀科研高峰，潜心教书育人，忘我救死扶伤，谱写人生的华美篇章。如今，张伯礼满含对祖国、人民、中医药无法割舍的爱，用仁心仁术筑起维护人民健康的钢铁长城！